解放思想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回望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每一次大发展都伴随着一次思想大解放,每一次思想大解放都促进了大发展。佛山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强调，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路径依赖，把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行为惯性调整到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上来。目前在推动思想再解放上存在哪些障碍？如何更好地激活改革创新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问题，佛山日报《理论周刊》专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文宏，请他分享相关思考与观察。
文宏
专家简介
文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人才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华南理工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广州市城市风险与应急管理中心主任等。主持国家社科重大专项、教育部社科重大攻关课题、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等50余项，在国内SSCI/SCI/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曾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省级社科成果一等奖等十余项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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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
《理论周刊》：近年来，佛山一再强调推动思想再解放，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
文宏：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传统，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尤其是广东取得的经验充分证明，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改革的大突破、制度的大创新。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力度，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思想上的解放、观念上的破冰，才能以超常的思路、办法和举措引领行动的突围。
近年来我们在考察调研过程中，有一个越来越明显的感受，就是珠三角以往所拥有的体制机制优势，以及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魄力、活力，相比以前已经不再明显或突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一切障碍，对佛山乃至广东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佛山是改革开放的典型缩影。回望改革开放历程，佛山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当之无愧的改革闯将，树立了“不是特区胜似特区”的形象。南海、顺德过去是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地、引领地，但这些年来叫得响的改革事项不够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剩下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干部队伍可能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另一方面是在各种管理规范后，部分领导干部害怕出错、害怕担责，从而畏首畏尾，不敢去推进改革创新。这些思想观念和行为表现，不适应新发展理念，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与民众的期待也存在一定差距。
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源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未来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期间，要求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在前列，必须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走在前列，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以思想的再解放引领行动的再突围。佛山作为广东第三城、制造业大市，在广东“走在前列”征程中责无旁贷，必须勇挑大梁、奋勇争先。这必然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决破除制约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切障碍，不断破除旧的发展模式的羁绊，从不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行为惯性中解放出来，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佛山新一轮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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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意改革的少了，观望等待的多了
《理论周刊》：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改革锐气有所减弱，据您观察有何具体表现？
文宏：就我的观察，一些地方改革锐气减弱有两个表现或观感。一是锐意改革、自我突破的积极性、主动性有所减弱。自上而下的改革行为比较多，被动执行的比较多。在一些镇街或区县走访时，给人的印象是自主改革的氛围态势和以前相比弱了一些，自我突破、自我革新的行为少了一些。比如以前跟一些干部交流时，他们谈的较多的是“怎么去创新、去突破”，如今或多或少表现出观望等待和踌躇心态，那种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状态稍有欠缺。以前更多是主动争取试点、主动利用政策、不合时宜的政策主动进行变通处理，现在更多是严守制度条文甚至机械理解制度条文。
二是存在思想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思维惯性。在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具体实践存在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发展理念的全面贯彻和高质量发展的加快推进。通过考察走访了解到，有一些政府部门、领导干部对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的理解还不够深，仍然沿用传统思路传统办法推进高质量发展；聚焦高质量发展难题谋划破解体制机制障碍的主动性还比较缺乏；干事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气神还不够足。这些表现，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定位还有差距，与佛山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
《理论周刊》：相比之下，有没有其他一些地区给您不一样的感受？
文宏：在改革的锐气和力度上，江浙一带、成渝地区以及一些中部地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给人的印象，一是有魄力、有定力，对于发展中遇到的一些难点、硬骨头，敢啃而且啃得下来。一个典型例子是，今年3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众所周知其经验雏形主要源自成都、江浙一带。但实际上，社工委的最早萌芽是在广东，早在十几年前广东就建立了社工委体系，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取消了，反而是学习广东的成都将它发扬光大，使之开出了花、结出了果，得到了中央认可，促成了重大制度性调整。二是“有为政府”。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各项监管督查趋紧，原来主要由市场发挥作用的营商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群雄并起、竞争激烈之下，推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成为新的发展要求。这时候政府需要作出更多适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总体性、统筹性布局安排，出台更多的产业政策，更好地引导发展方式转变。比如合肥，近年来主动引领产业发展，积极进行风险投资和重资产累积，走出了很好的发展路子。又比如杭州，大力推动互联网经济，成功促进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早期，市场引领作用很强，让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能够有效匹配资源，但如今光靠市场已经不能够充分匹配资源，需要有产业政策去引导去支持。有积极的产业政策，业态就会不一样，产业结构就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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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激励机制，激活改革创新动力
《理论周刊》：在进一步解放思想、激活改革创新动力上，您有何建议？
文宏：解放思想是为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是通过解放思想，以更大勇气冲破束缚、迎难而上，敢闯敢为、争先进位，坚决补齐体制机制、经济结构、开放合作、思想观念方面的短板，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完善干部敢为、肯为的激励机制。让人从中得到鼓励、激励，收获成就感、价值感，这是解放思想的主要动力。现在讲规则、讲风险的语境下，干部队伍自主性不够，导致改革活力不足、创新动力不足，甚至滋生“躺平”心态。改革要有共赢思维，要给基层足够的自主权和宽松的制度环境，大力鼓励、激励改革创新，形成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没有持续性的制度支撑，之前形成的改革创新的文化基因可能就会慢慢消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
二是要摆脱路径依赖，把思维方式、话语体系、行为惯性调整到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上来。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要彻底告别过去的一套服务于粗放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定政策、优化体制机制都要聚焦高质量发展，一切围绕高质量发展来进行。要调整过去盛行的一套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和行为惯性，比如招商引资、土地财政、GDP锦标赛等，要转换到亩产论英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GDP考核等新的话语体系上来。比如招商引资，在新的话语体系里就要加大对高附加值项目、对提高产业基础和产业链韧性有帮助的项目的引进，并考虑产业链安全问题。要构建积极的话语体系，摒弃守成的话语体系。比如过去是等着项目上门，现在要主动出击；过去是等着摘果，现在是要主动培育；过去主要是靠市场、靠民间，当下则要做“有为政府”，主动谋划布局，与市场形成良好配合。
解放思想没有止境，改革创新也永远在路上。如何扛起时代责任、推进阶段任务，关键在于不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佛山作为地级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抒写了不平凡的篇章，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无冕之王”。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新征程中，“改革闯将”佛山，依然值得期待。
理论前沿 中国经济的韧性何在？
中国经济的韧性到底从哪里来？北京大学国发院院长、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近日在《北京日报》刊文表示，当谈中国经济韧性，特别是产业韧性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两方面：一方面，我们有非常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国经济厚积薄发，比如对照联合国工业目录，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链；另一方面，我们技术进步非常快。
疫情期间，中国经济优势依然显现，全世界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度不降反升，世界和中国的连接不弱反强。有人说这是临时性现象，未来世界对中国的依赖度会下降。现实是，全球受到冲击之后会停在受冲击的水平上，不太可能立刻完全恢复到受冲击前的水平。所以，我们对产业链的重构要有自信心，世界离不开中国。
产业转移有其规律。回顾30多年前，当中国内地还处在比较低的发展水平时，港澳台包括韩国的资金大规模涌入中国内地，我们还承接了很多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中国内地的经济总体水平滞后亚洲四小龙大概22-25年，所以现在轮到中国内地进行产业转移了。在十几年前，我们就提出“走出去”战略，就是产业要向外转移，现在产业转移之所以受到更多关注，和美国搞脱钩断链令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有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不得不采取“China+1”战略，这并不是说完全从中国退出，而是要在中国之外再做一个备份。这样一来，企业成本当然会提高，因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亚洲发展中国家里已经最高，但我们的综合成本仍然比较低。中国到越南投资的企业传回来的信息也显示，在越南设厂的生产成本、综合成本，比在中国市场要高出30%-40%。
美国制造了地缘政治风险，极大抬高了全世界产业链的生产成本。即便如此，产业转移仍然是一个必然结果：一方面中国产业要升级，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在兴起，他们就像30多年前我们承接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一样，在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背后产业发展规律使然。
很多人在问，产业转移是否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我的观察是这种不利影响还没有看到，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国内富余产能太大。过去这十几年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过剩产能问题。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过剩产能，是因为本世纪头十年我们的增长实在太快，这让储蓄急剧增长之后，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转化成个人消费，绝大部分变成了企业投资，企业投资遇到金融危机就导致过剩产能。今天我们的一大问题是企业开工率只有70%多一点，所以，把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对中国有利。
第二，产业转移加强了中国和受转移国的联系。比如我们和东盟之间，一方面在美国、欧洲市场上，东盟在不断替代我们出口；但另一方面，我们和东盟国家的互补性在增加，因为中国对他们的出口在增加，而且出口的是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出口上了一个档次。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转移其实是互赢的过程。
总的来说，美国搞脱钩断链，反而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上半年我们对欧美国家出口份额下降，但对亚非拉国家出口大幅提高。亚非拉国家是更广阔的市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10月，“金砖五国”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G7集团。这个世界在快速变化，我们不能再以老眼光来看待世界经济。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叶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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