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古以来，侠客在人们心目中一直以武艺高强、替天行道、潇洒游历的形象出现。我们耳熟能详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与唐代诗人李白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侠客行》中刻画的春秋战国时期燕赵之地的侠客形象极为贴合。西方也有“侠客”文化，比如侠客佐罗。不管什么地区，侠客替天行道、为国为民的形象并无二致，但于细微之处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侠客人物性格与人物形象的对比与研究发现，其差异处的体现主要受到社会环境及价值取向的影响。
关键词：《侠客行》；侠客形象；中外对比；佐罗
“侠”的释义为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的人。《史记》中曾对“侠”有这样一段描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而“侠客”的英文“chivalrous swordsman”，顾名思义，体现为“骑士精神”，具有“仗剑走天涯”的英雄气概。
唐代诗人李白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写了很多带有浪漫色彩的诗歌，其中较为著名的一篇就是借乐府古题创作的《侠客行》。有学者认为，这首诗是李白侠义精神的终极体现，充分体现出了“侠之大者”的精神。
诗人从侠客的装束、兵器以及坐骑入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燕赵之地侠客的豪放形象；而后的“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一句充满了杀气与傲骨；“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一句则体现了侠客功成身退的洒脱；“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三句刻画出了侠客的坦荡之感；最后以“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两句收尾。整首诗一共24句，120个字，绘声绘色地描绘出了侠客“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人物形象。
相较于李白所描绘的中国燕赵之地侠客的豪放、洒脱与忠义，佐罗则展现出了一位西方侠客的浪漫、从容与神秘，隐匿的身份、似有若无的爱情、伸张正义的主题、舞步般华丽的剑法、刺破黑暗的剑痕……佐罗的故事最早出现于1919年美国作家约翰斯顿·麦克库利的连载通俗杂志故事《卡佩斯特拉诺的诅咒》中。佐罗的故事发生在18、19世纪西班牙统治墨西哥的时期，“佐罗”一词在西班牙语中是“狐狸”的意思。佐罗本是地主的儿子，却隐姓埋名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他的行头包括黑面具、黑帽子、黑斗篷、黑坐骑、佩剑和长鞭，每次现身，他总要用他的利剑划下“Z”的标记。
要使笔下的侠客形象深入人心，作者自身所映射出的“侠”的气质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都对余光中先生笔下李白“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豪放形象再熟悉不过，也被李白本人笔下所述“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济世情怀所深深震撼，若他不曾入仕途，也极有可能成为一名忠肝义胆、随性豁达的侠客。
同样，“佐罗”这一形象的创作者有许多，其中一位值得称道的便是伊莎贝尔·阿连德——一位极具个性的智利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她历经了流亡之苦、丧亲之痛，在她所著的《幽灵之家》大获声誉之时，她如是说：“我构建我的祖国的形象时就像人们玩智力拼图，只择取适合我设计的部分而忽略别的，我并不只属于一方水土，而是好几方。”她是“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她带着一种骑士精神，孤独地舞着最绚丽的色彩。她是“拉美文学爆炸”中的唯一女性，是用塞万提斯的语言从事创作的最优秀的作家。在魔幻与现实之中、在激情与浪漫之中，她身上的“侠”性也不言而喻。
回到作品中所描绘的侠客形象，《侠客行》中燕赵之地的侠客只是中国侠客文化及侠客群体的一个缩影，当然，西方侠客佐罗相对于西方侠客文化也是如此。通过中外侠客的对比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侠义之士的身边总有一些辅助者，侠士们往往通过“结义”的形式联合在一起，共同替天行道。相较而言，西方侠客通常独来独往。在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西方，侠客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富有冒险精神的，这一点可以从英国游侠罗宾汉的身上看出。
第二，许多西方侠客平时只是普通人，只有在危急关头才以另一副面目出现，并且需要隐名埋姓。而中国侠客则多体现出特立独行的处世态度，颇具高风亮节的气质。
那么为什么李白笔下的燕赵侠客和西方侠客的形象带给人的感官差别会如此之大呢？这需要从社会环境与价值取向来研究分析。
李白所描绘的侠客身处于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彼时天下纷争，诸侯并起，燕赵之地更是战争频繁，人民生存环境恶劣[1]。正因如此，一批批有血性、忠义、豪放、洒脱的燕赵男儿奋然挺身，替天行道，扬善除恶。诗中描述行侠生活情景后，叙述了战国时的侠士朱亥和侯嬴的故事，赞颂了他们流芳百世的侠骨丹心。再者，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侠”的概念源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的说法，且燕赵之地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与墨子的主张有一定的吻合之处。
除上述所言外，我们不难发现诗人李白也在字里行间抒发了自身对燕赵之地侠客的敬佩，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
佐罗的故事发生于西班牙统治下的墨西哥，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际，西班牙成为最先走上海外殖民道路的国家之一，几乎称霸了整个美洲，在当地建立殖民地，墨西哥就是其中之一。西班牙统治殖民地的手段主要以掠夺为主，1810年，墨西哥人忍受不了西班牙的残酷统治，进而爆发了独立战争，“佐罗”生活的时代就在这前后。由此观之，佐罗的侠义精神充满了反抗思想，具有人文主义情怀。
同时，侠客形象的差异性还体现在两者的价值取向上。对于西方的侠客来说，他们的追求主要是为了体现自我实际价值，这种价值是从一件件行侠仗义的事件中意识到自身是被需要的。自我价值得到了满足，“侠”的意义也就实现了。但在中国，“侠”的意义则有着极大的不同，对中国侠客来说，真正的成功不在于义的多少，而在于义的大小。中国侠客大多大义凛然、不为牟利，只为民族使命、百姓兴安而奔走，自我价值的体现在于社会给予他们的承认有多少，这是中国侠义形象的一个显著特征。
总体而言，无论是李白《侠客行》中燕赵之地的侠客，还是西方侠客佐罗等，其所产生的侠义精神都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当今社会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当“侠”并不难，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积极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人，则人人皆可成“侠”。
参考文献：
[1]张亚南.西方电影中的侠形象建构与对中国武侠经验的借鉴[J].电影文学,2019(24):56-57.
（作者单位：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
蔡佳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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