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知行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行合一”是其代表性观点。受世情、国情、民情的深刻影响，中国传统知行观不可避免卷入巨变浪潮，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在深刻转型，即完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要想实现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现代化转变，就要在坚定自身立场的同时有机吸收异质文化，巩固文化自信，博采百家之长，方能有效面对风险挑战。
关键词：中国传统知行观 中国式现代化 知行合一
一、中国传统知行观的主要观点
（一）观点简述
知行观点的认识衍生于先秦经典观点“知之非艰，行之唯艰”中。中国传统知行观观点主要有三种：“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从只言片语到系统的知行学说体系，知行关系在宋代得到了最为系统的研究。
程朱学派主张知先行后，其哲学体系以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方法论。程颐认为，心中固有的“天理”，就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并从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来论证天理。朱熹认为人在行动前都有一个“动机”，这个动机就是吾心对“天理”的认识、理解，不依赖于人的物质活动。
王夫之则主张行先知后。他在知易行难的基础上论证行先知后，将知分为两种情况，即未经践行的知与已经践行的知。他认为知行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和包含，“不可分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在肯定行先知后的基础上，他对知行关系作出的定论是“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同时，王夫之主张充分发挥人知和行两方面的自觉能动性，充分发挥耳目心思的认识作用，还要发挥“志在胜天”“存于心而推行于物”的实践的力量。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论断，强调在“吾心”中合一，即心外无知、心外无行。他的两个著名观点，既知行为一体、一念发动就是行，反对知和行的脱节，反对当时重知轻行、空知无行的恶劣学风。他的知重在“明觉精察”，行重在良知的自然发用流行，重在封建道德的修养和自我完成。
知行问题历经时代发展，见证国家兴衰存亡、社会治乱隆替，逐渐与社会现实挂钩。这与中国古代的生产实践密不可分，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传统知行观的三大特征，一是重行。从孔子到王阳明，都突出强调“欲知必先行”。二是始终认为知指导行。王阳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就强调了知的必要性。三是对知行关系的考究逐渐深入并对知行合一形成共识。然而，困囿于道德范畴的知行观终将被新的社会现实挑战。
二、中国传统知行观的时代化之路
（一）被动卷入巨变浪潮
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现代化在近代具有全新的问题域和新语境，这就必然会产生全新解读。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极大丰富了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内涵和旨趣，这是传统知行观发生巨变的必要前提。
1、自内向外：中国哲学家的当世思考。
近代社会矛盾复杂，各种思想交织动荡。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觉察到时代的巨变，对传统知行观的探求开始倾向于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接轨。魏源、谭嗣同、章太炎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做出了一定突破。
以魏源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延续，集中体现为“经世致用”，即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取得知识。谭嗣同主张“贵知不贵行”，企图以“仁”、“平等”的观念解救当时的中国社会。章太炎强调革命实践对改造人心和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侧重行先知后。孙中山的突破则表现为打破“知难行易”思想的禁锢，“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中国之事大有可为。”他的进化论与认识论相结合，促进了知行的转变。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知行观在近代具有一定的战斗姿态和社会影响。在保留旧文化的精髓时不断创造新文化，这是近代哲学家挣脱思想桎梏、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也是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社会化顺利进行、完成有机转型的必要举措。
2、自外向内：西方思想的强力冲击
中国传统知行观与近代国情紧密结合的同时，也与西方思想不断碰撞，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此间，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绝对的优势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与中国传统知行观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相似性，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极容易产生认同感。而一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实践发展的特殊情形和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基础。新文化运动与此后的五四运动对两种思想进行了碰撞、交汇与融合。因此，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来看，对文化心理状态进行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比较与认知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这也是从最深层面即心理层次进行探索。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挑战，从儒家文化体系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阐释其要义，这是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应对之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出发，探求并寻找到了二者的共同点。时至今日，儒家文化的道德价值观、社会理想、理想人格依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中之重。西学东渐浪潮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历史场域，与传统知行观的和合关系也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得以调适。早期马克思主义坚持理想社会追求与相通中理解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坚守自身文化基地。这一传播过程并没有使优秀传统文化出现断层，而是使民族文化中落后、保守的一面逐渐被消除，时至今日依旧有新的思想不断迸发。
（二）主动与现实试探接轨
1、传统知行观的近代化转向
传统知行观受制于实用理性主义框架的限定，始终未能跳脱出伦理的羁绊，认识论问题更侧重伦理学问题。无论哪种观点，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行问题最终的归宿都是知行合一。而近现代哲学知行观以有力的措施对传统知行观做了调整。
传统知行观的调整，主要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展开。从内容看，中国哲学家的代表观点是主张充分发挥知行两方面的自觉能动性，通过自我践履，理察和体会道德义理，反对知行脱节，希望人们在封建道德范围内的知行完全统一。这样的形而上性在近代的残酷现实面前被迫贴合现实，以“经世致用”“造化自我”等极具时代特色的观点，使实现知与行的途径从书房走向外界。也就是说，知行内容逐步与社会实践结合。
从形式上看，传统知行观着重通过向内探求，寻得本心，继而指导行，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更好指导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近代知行观淡化“天”的概念，提倡在形而下的世界承担责任，将超越的价值理想和人间的具体关怀统一。近代学者在学习与接收西方思想、进而转化为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对知行观的充实与转化。无论是流血牺牲还是改革变法，都是近代知行观对于知行关系的外化呈现。
2、传统知行观念的现代化剧变
承继于近代知行观，现代的知行观念发生了较为根本的转变。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勠力同心、探讨与运用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使传统知行观适应当下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基于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又与中国现实国情紧密贴合。十月革命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与正确性，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受此鼓舞，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呼应。中国学者从儒家文化体系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审视，发现了两种理论的通融之处。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角度来看，“知行合一”在现代的落实方式可阐述为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角度的实践与探讨，“知与行”的概念也在此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融合，在新的语境之下表述为实践与认识。从认知范围来看，从领导层到人民大众，实践与认识正在被广泛应用。以毛泽东的《实践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代表，可以得出实践与认识在中国的接受程度之深和传播范围之广。
同时，传统知行观在现代从单纯的精神层面向实践层面投入与深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了多次创新实践。战争背景下，根据地的创立、“翻边战术”“反扫荡”“反蚕食”的灵活运用，“地雷战”“麻雀战”“地道战”的深入开展，无不体现着因地制宜的智慧。中国实践的主客体不断发展、进步，在生产劳动方面吸收实践精髓的同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坚持“实践第一”的真理。人民与政党的同频共振，共同改造现实社会，我们得以“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也为实现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优秀案例。
三、中国传统知行观能够现代化的原因
（一）指引与行进的动态交织
中国传统知行观与中国现实发展同向同行，同样经历了思想界的封闭、开放、冲突与融合，最终发展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知行学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想“化”马于中，必然离不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懈追溯。二者交织且动态发展。
中国传统知行观中的“知行合一”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知行合一”，是根与叶、源与流的关系，都立足于当时的社会情境，以当下验证知行关系。中国古代思想家以“道德”和“伦理”构建的知行观，在近代变革中被用来探讨社会价值，在现代则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来验证“知行合一”的正确性。近现代的知行合一观沿袭传统知行观中的优势，参与社会变革，使单纯的知行学说到参与革命斗争，再到成为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为实践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本土支持。
（二）守旧与创新的同时推进
守旧，意味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继承。传统知行观既有珍贵内涵，又有不可回避的糟粕。传统知行观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内容上却联系紧密。传统知行观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前提，同时为其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创新则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具体规律形成最新的理论成果，是对传统知行观的时代化反映。
守旧与创新的同时推进，即守住根和魂，推进新思想新内容的产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机械结合并不可取，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检验对错。中国传统知行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批判性充分发挥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的理论契机。
守正与创新的同时推进，更重要的是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在内容方面，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诸多层次的相通；在文化心理方面，大同思想与共产主义的价值具有观点一致的内容；在价值结构取向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民本思想相得益彰。二者同时推进，让彼此的内容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生长土壤和空间。
四、中国传统知行观如何更好实现现代化
（一）坚定自身立场，有机吸收异质文化
坚定立场，要坚定自身的文化立场和政治立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知行学说作为传统文化的组成要素，缩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距离，因而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抵触情绪相对较弱。这二者的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在引入中国时便拥有了切实的心理基础。
近代以来文化领域的思想纷争表明，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并没有在真空中，一味的排他与接纳都不是长久之计，有机吸收才能为我所用。警惕消极文化因素的侵入，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既是坚定自身政治立场的需要，也是有机吸收其他文化先进因素的重要举措。
从多个角度来看，厘清中国传统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明晰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线。无法真正探清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会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作用受到限制，整体性被瓦解，地位被边缘化，甚至沦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必须确保其准确性和有效性，以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国情为基础，更好吸收异质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继而更好为革命实践服务。
（二）探清民族心理，落实文化自信
每种文化的形成过程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接受主体的文化心理。中华文化的重行传统在中国传统知行观中是能够极大体现出来的。中国哲学家通过自身的体悟，将人类原始的生存智慧、民俗信仰转化为思想，进而探求个人的内心世界。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从全人类的视角阐述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涉及多重领域。两种文化的出发点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语境，也自然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
任何时期民族心理的形成都立足于具体国情。近代以来，国内民族心理尽管痛恨资本主义的侵略与掠夺，但是依旧偏向于资本主义方案。而一战以后的世界局势暴露了现实资本主义的危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国民心中也一并破了产。人们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对资本主义开始“认异”。
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与西方学术概念相对应的东西，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发现和建构中国文化图景的途径之一。然而，中国哲学在“吸收外来之学说”的同时不忘秉承“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原则。蔡元培在其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的序言中主张以西方哲学的学术范式来整理传统哲学:“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从中国文化的本位出发，弥补传统与现代的断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起到了重要衔接作用。二者在政治理想和政治观、历史观、价值观等方面的高度契合，为民族心理的现代化转变实现了极大助力。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多角度“认同”，探清民族心理的同时，为文化自信的实现奠定了重要基础。文化自信实质上是民众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可。这不仅表现在对本国文化的高度热爱，同时也表现在应对其他文化挑战时的深厚底气。从“认异”到“认同”再到“认可”，文化自信以不同的形式、丰富的内涵完成时代赋予的重任。
（三）博采百家之长，应对风险挑战
实践证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紧密结合，使中国找到正确道路的同时，积累了丰厚的理论财富。中国传统知行观的现代化，蕴含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前途道路之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根本遵循，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奋斗目标，以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尊重客观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辩证统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同时也注重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统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然而，当前中国面临的文化危机不容小觑，风险挑战巨大。首先，文化的系统性遭到破坏。信息碎片化使人们接收信息短时高效，却在一定程度上缺少了研究传统文化的耐心；文化全球化的影响深入使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自信易受侵扰，主流传统文化的指引作用被弱化。其次，外来文化的侵入方式多样，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攻势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影响范围广而深刻。最后，意识形态领域的针对性斗争激烈。因此，如何将风险转化为机遇，也是当前的一大重要挑战。
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既不能一味闭门造车，也不能全盘接受。大开大合在文化领域内不是长久之计，唯有坚定立场，选择性扬弃，才能让优秀传统文化的星火代代传承。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立足当下，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总结经验，才能更好把握民族心理，为传统文化的发展营造社会氛围，涌现大量文明硕果，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理论自觉、行动自律，应对来自其它文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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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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