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卷四十一》记载：“颎有文武大略，明达世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等，皆颎所推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高颎是隋朝的政治家、军事家，文韬武略，帮助隋文帝杨坚夺取皇位，讨伐陈国，治国理政，推优荐才，多有功劳，史书对他评价颇高。
高颎（公元541年—607年），字昭玄，鲜卑名独孤颎，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东）人，隋朝著名宰相、军事谋臣。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隋文帝命他和郑译、杨素、裴政等大臣组成起草班子共同制定法律。针对北周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以《北齐律》为蓝本，权衡轻重，务求平允，废除酷刑，疏而不失，历时一年多，完成了《开皇律》。开皇三年，文帝又命苏威、牛弘等人修改，删繁就简，加以修改，共12篇500条。
《开皇律》是隋朝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指导思想、体例结构、内容等方面总结发展以往历代立法经验，确立了五刑、十恶刑罚，完善了八议、官当等制度。还废除了鞭刑、枭首、辕裂等肉刑，虽后世仍有反复，但终不为正刑所取。《开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在我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立法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简明宽平的立法指导思想。与王莽的《新律》相比，删去死罪81条，流罪154条，徒、杖罪1000多条。与《北齐律》相比，条文减少近一半。死刑种类废除了枭首、车裂等肉刑，保留斩、绞，执行死刑的方法文明多了。对其他刑种废除了宫刑、鞭刑等酷刑，改为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附加刑的数额等均作了减轻规定。如死刑分斩、绞两种。流刑分三等，从一千里到二千里，每等以五百里为差。徒刑从一年到三年分为五等，每等以半年为差。杖刑自六至一百分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为五等，每等均以十为差。这种“五刑”制度比较成熟，为后世沿用一千三百多年，直到清朝灭亡。
二、体例结构逐渐完善。将“禁卫律”改为“卫禁律”，“婚户律”改为“户婚律”，“违制律”改为“职制律”，“厩牧律”改为“厩库律”，不仅法律用语更准确，更主要的是法律规范对象更精准。同时，删除毁损律，把“捕断律”分为捕亡”和“断狱”两篇，置于律典的最后部分，使程序法和实体法区别开来，逻辑更加清晰。
三、创设“十恶”制度。《开皇律》改《北齐律》的“重罪十条”为“十恶之条”，规定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为最严重犯罪行为，从重从严惩处，不准赦免。十恶中的谋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在秦、汉律中已有，但构成要件、量刑标准不统一，南北朝时，逐渐明确构成要件，规定为最严厉处罚，北齐律首次概括为“重罪十条”。隋朝将“反逆、大逆、叛、降”变为“谋反、谋大逆、谋叛”，并增加“不睦”，使十种罪名定型化，正式以“十恶”称之。十恶制度遂为历代统治者沿用。
四、确立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开皇律》设置“议、减、赎、当”制度，议就是“八议”: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犯罪，按特别程序认定，依法减免处罚。减是对“八议”人员和七品以上官员犯罪，比照常人减一等处罚；赎指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允许以铜赎罪，每等刑罚有固定的赎铜数额；当是指官当，官员犯罪处徒刑、流刑者，可“以官当徒”或“以官当流”。隋朝将魏晋的八议和南北朝的官当、听赎制度整合到一起，再加上例减制度，最终形成比较成熟的“议、减、赎、当”特权制度，使之固定化、法律化，为后世沿袭。
《开皇律》上承汉律源流，下开唐律先河，对宋明清律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它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为一个能力出众的宰相，尤其是立法的牵头人，高颎在制定《开皇律》中无疑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史书没有具体记载，但可以想象他在组织人员、查考资料、确立指导思想、删繁就简、讨论修改时发挥的重要性，为后世留下一部价值很高的法律。
高颎出身渤海高氏，其父高宾是上柱国独孤信的僚佐，官至刺史。杨坚为北周大丞相时，知道高颎精明强干，知兵事，多计谋，拜为相府司录。从此，高颎跟随杨坚讨尉迟迥、灭陈国、荐贤才，为相执政近二十年，竭诚尽职，功绩卓著。后卷入太子之争，终为隋炀帝所杀。
唐太宗评价云：“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也。”从此，再没有一个宰相像高颎那样忠于隋王朝。过不了多久，一个生机勃勃的王朝就被隋炀帝折腾而亡了。
作者单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任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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