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中国特色”研究开始从分散走向集中，也从零星走向繁华。首先是2017年，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了二级分会——中国特色新闻学专业委员会，拉开了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系统性建设的帷幕；其次是2018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在同年度首次审批通过了两项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特色”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学视阈下的乡村实践研究》和《大数据背景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视听媒体收视体系》，拓展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由此，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研究在中国不仅发展起来了，并且朝着新闻传播学更广阔的领域在渗透式的发展。以此为背景，刘英翠的《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一书出版，该书以中国特色新闻文体新闻述评为研究对象，涵盖民国600余份设有新闻述评专栏的报刊，从历史、业务、理论、文体四个方面将新闻述评在民国的发生和发展状态进行了立体性的建构，为读者呈现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新闻文体理念，也藉此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新闻文体体系的宏愿。
一、明辨了中国新闻述评的文体特色
从同源而生、同时而现，且均以“夹叙夹议”为笔法入手，《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剖析了中国的新闻述评与西方解释性报道的“同”与“不同”，也明辨了这对中西方新闻文体的本质差异——“论”。在中西新闻文体演变与发展的这条道路上，西方先于中国一百多年而现，并在中国新闻文体从文学母体中孕育出来之时提供了理论借鉴，从而致使中西新闻文体在基本文体格局上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如西方的“消息”“特稿”“评论”和中国的“消息”“通讯”“评论”，但基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国情的特殊，中国新闻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呈现出了与西方不同的一面，而这不同的一面也造就了一系列极具中国特色的新闻文体的出现。作为中国特色新闻文体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新闻述评是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杂交品种，兼具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双重功能，然在西方解释性报道传入中国后，新闻述评却因着“夹叙夹议”的惯用写法被纳入了与解释性报道横向对比的行列，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盛行的报道型新闻述评（也称述评性新闻），更是成为与西方解释性报道相比较的中坚力量。
对此，《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在导论部分指出了两种文体的中西不同——首先，新闻述评是与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平级的一“类”新闻文体的总称，而西方解释性报道则是西方新闻报道变革过程中的一“种”报道方式；其次，新闻述评的“夹叙夹议”中的“议”指向的是表达方式中的“议论”，西方解释性报道的“夹叙夹议”中的“议”则指向的是“说明”；再者，新闻述评的功能不仅可以对新闻事实进行综述性报道，还能对新闻事实进行释疑解惑式的评价与议论，而西方解释性报道虽然具备“who、when、where、what、why”和“how”，但只是一种报道范围内的纵深挖掘，因而多局限于报道功能。
二、建构了中国特色的新闻述评
在《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之前，学界对新闻述评的研究多停留于新闻学研究“三驾马车”之一的新闻业务的范畴，因此，多重应用性而轻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的出现，使得学界对该文体的关注向新闻业务与新闻史的交叉学科——新闻业务史倾斜，并以“文体史”研究为切口带动了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与新闻史的系统化研究，同时，也建构了一个全面、立体的中国特色新闻文体形象。
（一）梳理了新闻述评的民国历史
历史梳理一般是最考验研究者耐心与细心的环节。为做好历史梳理，作者自2012年起即开始收集新闻述评的相关报刊资料，然完成第一轮收集后在整理时却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一些文章使用了述评笔法，但却没有标识为新闻述评，而同时又有一些文章标识为述评却没有使用述评笔法。如此一来，研究就陷入了文本选择的科学性与严谨性的窠臼，对使用了述评笔法却没有标识为述评的文章而言，是否要选，选了之后是否会被持不同观点的后研者质疑？而对标识为述评却没有使用述评笔法的文章，是否要选，如选，其确实是不符合新闻述评文体要义的，如不选，其又确实标识为述评。多方权衡下，又以多名民国编辑自述为依据，作者设定了“有‘述评’二字作标识”的新闻述评择取标准，并将后一类文章列为新闻述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标述评之名不行述评之事”的“述而不评”现象。在此基础上，书稿将新闻述评的民国历史共分萌芽、发生和发展三个时期，其中，萌芽期内，新闻述评完成了文体上的初现、成型和成熟；发生期内，新闻述评则完成了从名定到流行再到扩散的奠基；发展期内，书稿则以中心城市群、主流报刊群和常用专栏群为抓手，对新闻述评进行了1926—1936、1937—1944和1945—1949三个阶段的梳理性解读。
（二）释惑了新闻述评的文体存疑
鉴于民国新闻业发展的特殊大环境以及民国新闻人文体意识的尚未“自觉”，民国期间发生与存继的新闻文体都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称谓多变、写法雷同、归属存疑，文体不辨等，而这些问题也会在学术研究领域形成一些争鸣，新闻述评文体亦然。作为一种历经百余年发展的新闻文体，新闻述评在学术研究和文体意识都相对规范的新时期也曾争鸣，这些争鸣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对新闻述评研究的重视，却也直接反映了新闻述评在文体建构上的一些问题。针对此，《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一书对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的称谓问题和多家争鸣的归属问题进行了辨析与解答。通过辨析会看到，新闻述评的称谓虽然很多，且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叫法，但总体而言，均可依据评论的参与程度将其分为“报道”型、“评论”型和“报道+评论”型，而集大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述评性新闻”“形势述评”“事件述评”等均可从中寻到根源。同时，“新闻报道说”“新闻评论说”“杂交文体说”“解释性新闻体裁说”和“两分文体说”这些系关新闻述评文体归属的争鸣性观点也可从该书的三种类型流变梳理中寻得缘由。
（三）完善了新闻述评的理论方法
对新闻文体进行理论建构是确定文体“是什么”的重要路径，而解决“是什么”问题的最关键的环节则是概念的界定。对于新闻述评来说，其在百余年间经历了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多次概念界定，但这些概念中，既有从不同侧面来界定的，也有依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状态来界定的，因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而导致了人们对新闻述评在认知上的混淆。针对此，《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对百余年间的新闻述评概念进行了线性梳理，并提出了“稳定性内涵+变动性外延”的体系化概念，其中，内涵是稳定而代代相传的，外延则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与扩充的，而如此的界定，会将不同时期的新闻述评概念囊括其中，也将不同侧面的概念也包含于内，既实现了概念的体系化，也使得概念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能力。同时，考虑到文因代变、与时因革等文体变动因素，该书也进一步提出了新闻文体概念建构要体系化的理念。
（四）关注了新闻述评的业界应用
新闻文体属于新闻业务的范畴，所有的历史、理论等的建构也都是要服务于业界实操也就是“怎么用”，在《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一书中，作者设置了“业务篇”，对民国新闻述评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得到了一定的规律，如新闻述评属于功能性文体，不仅是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的最方便最有效的方式，也是那个时期政党宣传自身、攻讦对方的工具，更是抗日战争时期报刊界抵御外辱、强我民心的手段，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剖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有力臂膀；再如新闻述评虽在民国时期呈现为专栏化发展的样态，但其萌芽而生是在纪事栏，发展分支又呈现过“述而不评”，因而，其不仅可以作为新闻评论文体来用，也可以作为新闻报道文体来用。这些民国时期新闻述评的使用规律一方面是对民国时期新闻述评业界实操的梳理，另一方面也是对当下业界“怎么用”新闻述评的一种经验总结，起到了观照现实社会并与现实社会对话的作用。
三、析出了中国特色的文体理念
在对新闻述评进行立体化建构的基础上，《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提出了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同是“夹叙夹议”，何以在西方发展成为了“议在说明”的解释性报道，在中国却发展成为了“议在议论”的新闻述评？二是中国的新闻述评曾因为“述而不评”而朝着“议在说明”的方向发展过，然为何未被“议在说明”替代？三是什么导致了新闻述评的“论”，而又是什么赋予了新闻述评“宣传”和“战斗”的功能？
在新闻述评的民国史阶段，对其产生推动作用的报刊理念主要有三种：一是“谈政治”理念，其赋予了新闻述评文体以“谈”的特性，进而奠定了“论”的基础；二是“职业新闻理念”，其赋予了新闻述评文体向解释性报道靠拢的可能，然由于“职业新闻理念”在彼时的曲高和寡，“议在说明”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三是“政党报刊理念”，其赋予了新闻述评文体以必须“论”、以“论”为特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因此也使该文体担负了“宣传”和“战斗”的功能。在三种理念的此消彼长中，新闻述评得以发展成为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议在议论”，而“论”也成为中国特色新闻文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新闻述评之所以发展成为“议在议论”而非“议在说明”，之所以能以“论”立足中国新闻文体界百余年的时间，也与中国自文学文体而流传开来的文体变易规律、中国特殊的时代环境，以及套在新闻述评身上的精神之链——文化有着极大的关联。
至此，《民国时期报刊新闻述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的部分已评论完毕，但作者在后记中关于“中国特色新闻文体体系建设”问题的提出却又激发着笔者的兴趣，期待后续之作！同时，也望作者在中国特色新闻文体体系建构时虽以文体为纲，却又能跳出文体而进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的景深之中。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张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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