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提出普遍服从的原则，表达了对苏格拉底的高度崇敬，同时又提出良法的原则，希望能够避免苏格拉底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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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和经历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要复杂一些，他于公元前384年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小城，父亲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二世的御医。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学和一般科学的兴趣在早年就得以形成和培养。他18岁时离开马其顿，前往雅典进入柏拉图学园，跟随柏拉图长达20年，直到柏拉图去世。尽管后来他离开了柏拉图学园，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但柏拉图的思想和人格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
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接受了赫尔米亚的邀请，前往小亚细亚的亚索斯城。赫尔米亚曾经是柏拉图学园的学生，后来成了亚索斯的统治者。他像哲学王一样在自己的宫廷里聚集了一个思想者的小团体，亚里士多德在这里从事了3年的写作、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与赫尔米亚的养女皮提亚结了婚。后来皮提亚不幸去世，亚里士多德又与一个叫赫尔普利斯的女子同居，生有一子，取名尼格马科，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尼格马科伦理学》就是以儿子的名字命名的。
大约在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应马其顿的菲力国王的邀请，做了太子的师傅，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亚历山大，当时亚历山大13岁。作为未来统治者的师傅，亚里士多德教授的内容自然包括政治学和法律学。在这期间，他产生了收集和比较各种政体的念头，后来还实施了这一计划，收集了希腊158个城邦的法规摘要，写成了《雅典政制》这部著作。
亚历山大继位后，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55年重返雅典，这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他在雅典的一个叫做吕克昂的公共场所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就叫吕克昂学园。这是一片供奉阿波罗的圣地，苏格拉底过去经常在这里散步和沉思。亚里士多德经常和他的学生在这里的林荫道上漫步并讨论哲学，由此他的学园又被称为“逍遥学派”，意思就是“漫步”。他在这里呆了十二、三年，差不多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在雅典兴起了一股反对马其顿的巨大浪潮。因为亚里士多德与马其顿关系密切，还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他在雅典的处境十分危险，像他的师爷苏格拉底一样，被指控犯有不敬神明之罪，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为了不让雅典人再次对哲学犯罪”，只好离开了自己创建的学园，逃到了卡尔西斯。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享年62岁。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应了他自己的两个说法：一是“人是政治的动物”；二是人最大的幸福是“过沉思真理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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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首次提出并进行了学科分类，建立了庞大的知识体系。“百科全书”对我们思考法律问题有这样两个启示：一是论题要集中，要具有专业性；二是需要借助渊博的知识和多个视角，才有可能对法律问题获得“真知”。在法律本身的界域内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法律问题。法之“理”，即在其内，又在其外。
亚里士多德有句常被人们引用的名言：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这句名言的真义不见得是每个引用的人都能体察得到的。很糟糕的是，有不少人引用这句名言来证明亚里士多德对他老师柏拉图的反叛，说柏拉图主张“哲学王之治”，也就是人治，而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他说这句话是为了获取自己反叛老师的道德正当性。
把这句名言放在古希腊学者的语境之中，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首先，“爱吾师”与“爱真理”并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在《理想国》里，柏拉图专门讨论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他以苏格拉底之口这样说道：
“这些被政治家叫做诡辩派加以敌视的收取学费的私人教师……像一个饲养野兽的人在饲养过程中了解野兽的习性和要求那样……至于这些意见和要求的真实，其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不正义的，他全都一无所知……猛兽所喜欢的他就称之为善，猛兽所不喜欢的，他就称之为恶……说真的，你不觉得这样一个人是一个荒谬的教师吗？”
这就是说，老师是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并传授真理的人，是哲学家，老师与真理是直接相关的，真理是界定老师的关键。对此，亚里士多德肯定是熟悉和赞同的，他的老师柏拉图是教他探究真理的人，柏拉图本人正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
在探究真理的立场上，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老师将学生引向真理的道路，培养的是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至于老师的具体主张是可以批评和超越的，也应该在批评和超越中推进真理的探究，“更爱真理”恰恰是“爱吾师”的最好体现。亚里士多德这句名言表达的是他要继承老师研究真理的高尚品格。
“爱吾师”意味着理解、把握和超越老师的基本主张。哲学王之治最根本的含义是理性之治，它要排除一己之私欲，要从欲望和意见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这一点恰恰是亚里士多德在界定“法治”时所继承和坚持的。由于柏拉图是以诗人讲故事的方式来讨论“哲学王”，这是一种诗性智慧，总免不了肉身化、人格化的联想，因此人们常常把哲学王之治与人治等同起来，而亚里士多德所谓“我更爱真理”其实是要把柏拉图的基本主张和表达方式完全一致起来，追求人格化的普适性的真理，追求一种超越欲望和意见的纯粹知识。他的法治定义消除了“哲学王之治”的人格化的感性特征，坚持了纯粹理智的立场，他是在继承老师的基础上对老师的修正和超越。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优秀的学生，就像柏拉图是苏格拉底最优秀的学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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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接受了多年的哲学教育，其思想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仍然坚持“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但亚里士多德也修正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证义学说，他更为重视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而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它寓于某种“平等”观念之中。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分配正义与平均正义（矫正正义）的著名区分，为各人应得的归于各人的原则在政治和社会行为方面得到检验指出了较为明确的界域。
分配正义要求按照均衡平等原则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公平地分配给社会的全体成员，相同的人给予相等的东西，不相同的人给予不相等的东西，平等应作为正义的重要尺度而受到尊重。
而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时，平均正义就开始发挥作用，它要求对过失作出赔偿或剥夺一方当事人的不当得利，在刑法领域则表现为确定给予罪犯以何种刑罚。平均正义通常由法院或其他被赋予了司法或准司法权力的机关执行。
柏拉图坚持城邦（国家）社会分工论，其正义学说所依据的这样一种假定，即一个人并非孤立的存在，其生存必须是相互依赖且分工协作，作为从属于某种普遍制度的一个成员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使个人愿望与喜好服从于共同体的有机协调性。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国家）乃是根据自然得以存在的事物种类，人则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正义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政治正义，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关系中的一种美德。政治正义可以分为“自然的政治正义”和“习惯的政治正义”。前者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等效力，而不取决于人们是否接受他；后者则因时因地而异，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而加以改变的。这里实际上提出了有关自然正义的规则与国家制定的实在法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法律后果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明确承认，有可能存在“非正义”的法律，而正确制定的法律才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这是与他的法治理论紧相关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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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希腊人把国家视为一个伦理的、具有共同精神本质的社会，其机构的活动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教育活动，通过教育使其成员能享有那种精神本质，并使整个社会凝聚在一种共同的心灵本质之中。这种本质对希腊人来说，不是纯粹的抽象，而是具体地凝聚和体现在法律之中。法律就是国家的凝聚力，它凝聚和团结了社会。
法律因为是国家的凝聚力，所以它也就是最高的统治者，具有崇高的权威性。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达到美好生活乃是政治组织的主要目标，而唯一可行的手段就是真正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
亚里士多德放弃了对柏拉图“哲学王”理念的追求，将“哲学王”所蕴含的理性精神落实在法律之中，将“法律”界定为“不受欲望影响的智慧”，法律成了纯粹理性的载体，而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视“法治”为最优良的治国方略。
亚里士多德首次对“法治”作了系统的界定和阐释，其所理解的法治包括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法治指向公共或普遍的利益，它不同于为了单一阶级或个人利益的宗派统治或暴君专制；第二，在依据普遍规则而不是依靠专断命令进行统治的意义上，同时也是在政府重视法规所认可的习惯和约定的比较笼统的意义上，法治意味着守法的统治；第三，法治意味着治理心甘情愿的臣民，它不同于仅仅依靠暴力支持的专制统治，换句话说，法治得以落实的心理保障在于被治者对于法律的基本信念。
尽管法治理论大厦的真正竣工，尤其是法治社会的现实展开和推行，是在距离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后相当久远的近代，但是，亚里士多德勾勒出的法治蓝图却一直存留于后来者的心中，而给予人们无尽的灵思。尤其是法律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成了西方法学长久持守的自明性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所谓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个看起来很全面的主张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张力，甚至可能自我解构：良法固然是人们始终不应放弃的追求，可它或许永远是一种理想。问题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面对有缺陷的法律制度的时候该怎么办？如果坚持普遍服从的原则，就很可能要放弃良法的原则，而如果要坚持良法的原则， 就有可能顾及不到普遍服从的原则。苏格拉底的悲剧已经充分展示了这种困境。亚里士多德提出普遍服从的原则，表达了对苏格拉底的高度崇敬，同时又提出良法的原则，希望能够避免苏格拉底的悲剧。但是，问题没有能够真正得到解决，只是更为尖锐地揭示出了法治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后世人们一直面临这种复杂性，为此而苦苦地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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