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安石，大家都知道他的变法，对熙宁变法自古以来争议很大。持肯定者认为变法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持否定者认为不顾国情，急功近利，增加农民负担，阻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既要承认变法是一次重要改革活动，使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具有进步意义。又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触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给农民增加很大负担，阻力很大，致使改革腰斩。但是，不论哪派学者，都承认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致力于富国强兵，王安石是一位勇于担当、有作为的政治家，对他的品德和才学予以充分肯定。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文学家，其成就众所周知，自不待言。同时，作为长期担任地方要职的官员，他对断狱决案事务熟稔，形成自己的法律思想观点。
尊儒重法、法形儒质是王安石法律思想的突出特点。总体上属于儒家，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法家的富国强兵措施，将法家内容引入儒学，尊重儒家，重用法家，法家其形，儒家其神。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云：“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他像孔孟一样，非常推崇尧舜禹的先王之道，三代以降，历代君主虽有善政，不过是陈陈相因。因此，建议宋仁宗“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对唐太宗的治国理政都不以为然。他提出“变风俗，立法度”，以先王之道取代陈腐的儒术，制定新法，使之契合先王之政，“臣所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故也。”
在立法方面，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立善法于天下”。面对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他认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借鉴法家的历史观和变法论，强调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统治者应因时代不同，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不拘泥于祖宗之法。针对司马光提出的祖宗之法不能变，针锋相对地提出著名的“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 在立法标准上，他强调：“若法令简而要，则在下易遵行；烦而不要，则在下既难遵行， 在上亦难考察。”法律要简单易懂，突出重点，老百姓能够明白，便于遵守。在立法内容上，受商鞅变法影响，制定一些富国强兵的法律，如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和军器监法等。王安石制定的法主要以理财为中心，变通天下之财，增加财政收入。与法家并不一样，法家认为治国当用重刑，重刑使老百姓不敢反抗，不敢犯罪，以刑去刑，通过重刑达到无刑，是法家治国的最高理想。
在司法方面，王安石主张“有司议罪，惟当守法”。他反对董仲舒以《春秋》决狱的做法，认为官吏应依法断狱，以法论罪，不应以礼释法，更不能法外论罪。对法律规定不明确的，要凭经验定罪科刑。与法家的严刑苛政不同的是，王安石主张慎刑恤刑，罪疑惟轻。“以方今之理势，未可以致刑。致刑则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则刑者轻矣，而治者多，理势固然也。”在变法中强调对司法的监督，将司法部门的一些职权收归中书省，使其有权过问议定刑名，对刑律提出修改意见。他的观点在阿云案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阿云案发生在北宋熙宁年间，是古代法律史上影响极大的案例。登州妇人阿云在为母服丧期间与韦阿大纳彩订婚，但未成亲。因嫌弃阿大长相丑陋，阿云在夜间乘其熟睡用刀砍杀阿大，由于力气过小，只砍断一根手指。阿云被抓获后如实交代罪行。当地知州许遵认为此案是平常的杀伤，不属于杀夫案，因为母服未除，没有成亲。同时，阿云如实交代罪行，属于自首，应按减刑处理。初审送交上级定谳，大理寺以“谋杀已伤”论处，判处阿云绞刑。许遵不服，上奏抗议。审刑院在大理寺判决基础上又增加一项罪名“违律通婚”，居母丧嫁人，依律徒三年，作为疑案奏请宋神宗敕裁。神宗同意审刑院意见，但开恩免其死罪。许遵仍不服，奏请“两制议定”，让翰林学士和知制诰议定。司马光同意审刑院意见，强调以礼断狱。而王安石认为审判应排除礼的干扰，严格依律法断案，同意许遵的判决，上奏神宗曰：“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于天下，人无所措手足矣。”最终神宗同意王安石意见。
北宋官场普遍重视儒家经学，不重视律学，通过诗赋题名后的官员，靠一部《春秋》据义理断案，结果造成大量冤假错案。针对这种情形，王安石在变法中罢诗赋而改考经义，将《书》《易》《礼记》作为举子们研讨和考试的内容，把《春秋》排斥于外。同时，设立明法科，考律令、刑统大义及断案，吏部录取后列入备用名册。后来又规定，凡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的，可参加明法科考试，所有考中进士和各科的，须再应试律令大义或断案，不合格者不能委任官职。王安石特别重视考试的实用性，对录取的官员不是只会吟诗作赋，而是还能处理行政司法事务。熙宁七年，在朝廷设立律学馆，教授律令大义、断案等内容。每月考一次，连考三次，学优者由吏部直接授予官职。这项举措，提高了律学地位，普及国家法律，改革社会风气。可惜司马光执政后，废除了明法新科，倒退到以前的状况。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思想观念和改革举措是超前的，远远超越同时代的人，因此，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很难推行下去。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之所以有如此超前的思想观念和改革措施，与他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他出生于仕宦人家，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遍游各地，接触社会现实，对农民的苦难生活有深刻了解，年轻时便立下“矫世变俗”之志，怀有强烈的为民请命责任感。
弱冠之年中进士后，历任淮南推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典等职，对官僚体制、经济、科举、军事、司法弊端有深切体会。嘉佑三年，任支度判官时，便上万言书，呼吁改革，加强边防，提出“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命题。神宗即位后，有振兴国家之志，与王安石一拍即合，君臣二人兴起改革狂潮，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诸方面革除弊端，出台青苗法、市场法、免役法、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马法等方面举措，进行全方位改革，幅度很大。临川先生从小受儒家熏陶，熟读儒家著作，奠定深厚功底，本质上是儒家思想，但在从政实践中发现许多弊端，借鉴商鞅变法，进行社会变革，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变法过程中，尊儒重法的特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便如此，仍然遭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守旧派攻击，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问题。只要涉及利益这个根本问题，无论儒家思想还是法家思想，都是次要的。
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的诗词和散文成就颇高，大多数为政治服务，文学色彩弱些，这一点也算是超前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等等，这些诗词，不仅文字优美，而且蕴含哲理，流传广泛，成为脍炙人口的金句，早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骨髓里。
一个秋日傍晚，来到抚州王安石纪念馆，只见高大挺拔的雕像矗立在广场中央，与后面的古色古香建筑浑然天成，馆内分布着隐壁、水榭、碑廊、亭台、荷池、曲桥，翘角飞檐，绿树葱葱，饱含传统文化内涵，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当地还时常还举办学术研讨会，提高知名度。南京玄武区也建有王安石故居，因为临川先生在此度过青年时代，两度守孝，三任知府，前后生活了二十多年，最后终老在南京，葬在钟山脚下。临川先生在此结交了米芾、欧阳修、苏东坡等名流，流传下许多逸事，与金陵结下不解之缘。浙江鄞县也建有王安石纪念馆，以照片、绘画、实物等展品生动形象介绍临川先生的生平事迹和治鄞政绩。
王安石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和政治家，为中华文明进程贡献良多，理应充分肯定，同时，他的诗词散文成就颇高，也为我国古代文学史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后人颂扬。
作者单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任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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