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承与文化传播不同。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文化内部的源与流、继承与创新关系；文化传播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文化交往与文化吸取关系。民族文化重传承，外来文化重借鉴。文化传承的源流不断，以国家的存在和统一为前提。自觉性和制度化是支撑一个民族文化源流不断的两大支柱。中国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而且是唯一没有中断的世界文明古国。在历史上，中华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自发性、制度化和制度缺失并存，其中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可供总结。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最闪亮之处在于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保护，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优秀文化、对我们祖先以及对我们子孙后代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真正把文化自信落到实处的重大措施。
作者简介
陈先达
1930年生，江西鄱阳人，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91年起享受政府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陈先达文集》(6卷本)，合著有《被肢解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览》《人的哲学》，主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等。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文化传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人类创造文化，必然同时出现文化传承。如果每代人都从头开始，文化就不可能积累，社会发展也必然陷于停滞。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传承和创造双重张力下发展的。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既有自觉性的一面，又有自发性的一面；既有制度化的一面，又有缺少可靠制度保障的一面。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既呈现出总体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也呈现出局部的大量著名经典只知其名并无其书，非物质文化技艺绝活传统失传，以及历史上不少曾极一时之盛的学派因后继无人而成为绝学。我们祖先留下了很多好东西，但也失去了很多好东西。中国历史上的经典，包括经史子集以及文学艺术各类书籍，各种国宝级的文物和艺术珍品，经过兵、火、掠、盗，今人真正能看到的可能不得其半。这里就存在一个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制度化保护问题。
流传久远，保存较好的是儒学经典。中国封建社会虽历经王朝更替，但儒学并未中断。历史上，曾与儒学同为显学的墨家，作为学派就成为绝学。其他在战国时期曾经活跃的不少学派，也是如此。原因在于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的自觉传承受到制度的支持，与封建社会制度高度结合。不管王朝如何更替，儒学作为封建社会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地位没有变。儒学的形态会变化，如援道入儒，或儒释道融合，但封建社会儒学主导地位未变，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未变。尤其是自宋代科举以《四书》为标准答案，《四书》《五经》成为中国读书人必读典籍。国家政权力量的导向，对儒家文化的自觉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其他学派则成为纯学术领域，自发传承。有其人则有其学，无其人则成绝学。这应该是文化自觉传承观念缺失的损失。
儒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导，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挥了重大作用。儒学主张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主张民本、得人心者得天下、诛独夫不为弑君等重要思想，对君权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提倡的为学之道、为官之道、为人之道具有道德自律作用，培养了不少著名学者，也产生了不少有气节与骨气的诤臣和杀身成仁视死如归的忠勇之士。文天祥临刑时说：“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
历史上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儒生，主要是通过直接阅读经典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也是一种自觉传承。这种自觉传承对培养中国读书人的人文素质和道德水平作用很大，读书和明理的统一，发挥了儒学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教育机构，除官学外，还有私塾、家塾，唐宋后书院兴起，这都属于文化的自觉传承的载体。儒学得以传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育，孔子首创私学，号称弟子三千，贤徒七十二。孔子逝世后，儒学得以传承，孔门弟子及其后学，与有力焉。
中国有修史的传统，史书不仅包括为政之道和治乱得失，也包括文化的自觉继承。统治者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治国理政的经验，如唐代魏征奉旨编纂的《群书治要》，就是一个突出例证。有些王朝注意编纂类书，如《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尤其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规模宏大，世所未有。
儒学自觉传承的制度化包含两面性，既有制约君权，弱化专制主义的一面；可统治者为了有利于统治往往强调另一面，即尊卑有序，忠君死节，不准犯上作乱，而对民本、仁政、王道，往往口惠而实不至，虚应故事者多，真正实践者少；儒学有培养士子的人文道德境界，积极入世，为贤臣为良相为清官为良吏为君子的重大作用，但一旦制度化，成为官方录用和科场考试标准答案时，往往异化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十年寒窗，为的是金榜题名。当儒学的传承与官员的升迁结合，儒学教义逐步被教条化、僵化和门面化，成为历史的宿命。熟读儒家经典人中的两面人，即所谓假道学并不少见。这是儒学独尊和功利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在历史上文化传承自觉中包括自发作用。中国是一个有丰富传统优秀文化的国家。中国官员甚至高官中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诗词大家不乏其人。中国官员文化修养高，能为官亦能为学，能为文兼能为诗。这与从小接受传统儒学正统教育和自身文化修养有关。除正统儒学教育外，其他学派作为门派虽然没有延续，但其中一些著名经典仍有传流，为专家学者所研究，因而其思想得以保存。况且，中国传统文化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诗歌、小说、绘画、笔记、野史，都提供精神食粮。这些与获取功名无关。科场失意难入仕途者，往往在学术研究和传承方面成就更大。这是一笔自发传承中有价值的文化财富。
中国曾是一个文盲极多的国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文盲率仍然极高，教育极不普遍。文化经典自觉传承由于教育不普及，文盲众多而受到极大限制。普通百姓绝大多数不可能直接阅读经典。他们是通过文化的自发社会功能，接受生活其中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传统的道德规范、优良的风俗习惯、家教门风，戏曲，小说，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的规则、传统节日和祭祀活动等日常的活的文化形态，通过人伦日用发挥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往往通过这种世俗化的方式自发传承，成为我们民族成员精神构成的重要基因。但传统文化世俗化的自发传承，往往良莠不齐。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中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如何改变旧风俗旧观念旧习惯，在旧制度下很难实现。中国近代一直为一些批评者诟病的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和国民性，并非中国人的特性，而是文化自发传承中的坏东西的影响和流毒的积累。在文化传承中应该提高择优汰劣的自觉性。
毛泽东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在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之前，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自己文化遗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全国政权以后，重树文化自信，才能自觉承担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并通过制度化保障，实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共享、登录和保护制度。提高优秀文化传承的自觉性，确立文化保障制度，有效防止中华文化资源的流失，这是对历史上文化传承中自发性和制度缺失经验教训的总结。
评“逆取顺守，匡时救世”说
有种议论，认为今天大力倡导儒学经典进课堂，是为了把读经作为纠正当代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失范、价值观混乱的灵丹妙药、救世良方，即所谓“逆取顺守，匡时救世”。这种看法，肯定失之偏颇。
读经并不能救世。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读经的年代。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是读经的，当时所谓读书主要就是读经。尤其是宋以后以《四书》作为标准教科书，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可以说是自小从经中泡大的。举国士子读经，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谁能说那些经书读的最好，在科举中荣登金榜的人，就是道德水平最高的人呢？只要懂点中国历史都知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士子中，确实有很多得儒学精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读书人，但也有不少以弄权渔民为目的的大贪巨猾。《儒林外史》中塑造的严贡生严监生，以及鲁迅先生《故乡》中的鲁四爷，不过是这类人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封建社会的贪污腐败，虽严刑峻法，剥皮楦草，难以杜绝。这是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它既不是读经读坏的，也不是单纯读经能读好的。至于当今社会中出现的贪污腐败、诚信缺失和道德失范问题，并非一些危言耸听者所说的是传统文化断裂造成的，而是社会急剧转变中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滞后导致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存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坚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当然，这不是我们不需要“读经”的理由，相反，中国文化经典中就包括古人治国理政、反贪惩腐的智慧；而且优秀文化经典进课堂，肯定有利于学生优良道德的养成，有助于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文化经典进课堂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件大好事，必须做好、做实。
中国传统儒学经典进课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何教，如何学，这是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经典文本并不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单画等号。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于经典文本之中，但经典文本同样存在糟粕、存在时代的局限性。把经典文本与优秀文化等同，以为读经就等于传授优秀传统文化，无须辨析，只能接受，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看法。经典文本和从经典文本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存在差别。精华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总体性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它是各个学派经典文本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生活实践经验的精炼，如百花酿蜜，得其精华，而文本中的思想则可能精芜杂陈。因此，中国经典文本进课堂，如果我们的教师不重视甚至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效果是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我们对待中国传统经典的基本原则，也是提高优秀文化传承自觉性的根本之道。尽管有些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进课堂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不会把重视文化经典的学习理解为全国开展读经运动。才能理解今天的阅读经典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皓首穷经，不同于鲁迅在《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大力抨击的以守旧复古维护旧制度旧秩序抵制西学为目的的读经。区别的关键就在于，中华文化经典进课堂大大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整个民族的素质和前途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这是实现百年树人的长远的教育和文化政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国大计，而不是一时病急乱投药的所谓“匡时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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