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本名李玉臻，1966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即今中国政法大学），初分配海南岛，后调回山西，曾任晋东南地区中级法院院长、山西省高级法院院长。作为法官的李玉臻，和作为诗人的寓真，是如何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的——两者的思维方式本来是互相对立的，一个是偏重于理性（逻辑）思维，一个是偏重于感性（形象）思维，却又如何两不相扰，各极造诣？
仔细研究，这需要了解他的人生。成长于农村，深造于京华，又有海南黎族苗族山区的边地锻炼和长期司法工作的阅历。在他少年时期，最向往的是做一个诗人，这个理想是在他大量阅读古诗、古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铸就了他的诗人品格和诗人气质，李白、陆游、苏轼、辛弃疾的飘逸、豪放和大气，屈原、建安诗人、杜甫、白居易的沉郁、雄健和悲凉，都在这位少年心里融混成“修齐治平”的志向和品格。这使他经常以一颗诗人的心眼观察、感受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对“民瘼”像所有的古代大诗人一样，感发出由衷的不平和喟叹。而在他青年时期，政法专业的大学生活，系统的结结实实的法学理论学习，又把他造就成为一个真正的法官。当他以一个法官的身份面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时，需要排除任何情感、情绪的干扰，严格运用法理、法条衡量人的社会行为的正误。但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的儒家“刑法”意识，肯定对他有一定的影响——以仁爱礼义为先导，以刑法惩戒为警示，教育社会成员“循礼教”“勿犯科”，造就一个没有犯罪现象的“大同世界”。深厚的仁爱精神，强烈的家国情怀，既是他作为“中国式法官”的终极关怀，也是他作为“中国式诗人”的炽情燃点。于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对生命至高至厚的热爱和敬畏，把两种社会身份融和在一起，又能够清晰地区分开来——法官清醒的法律意识，使他对社会现象透视得更加清晰，再形诸诗咏时，他的诗就会字字凿凿，句句铿锵，言人所不能言；而诗人炽热的情感、大仁大义的情怀，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他的法官责任的担当和信念的坚定。法官和诗人就是如此这般地融和成一个人。谓予不信，请看他自己如是说：“但有诗心熔法理，还将正义铸文章。”（《法官诗文社蒙山笔会》）“诗心”融入“法理”，使法理更具人性化；同时又促进诗心的“风清骨健”，即以“正义铸文章”（此处“文章”，与杜甫所言“文章”义同，专指旧体诗）。但诗人和法官毕竟是两种社会身份，不容相混：“迟眠不觉诗吟苦，减饭曾因民讼忧。”（《秋感八首之三》）作诗之苦与折狱之忧很相像，虽然思维方式不同，却可以互为支撑，互为促进。“任上累多因直道，诗中浸透乃真魂。”（《七五初度》）循“直道”执法虽然受累多多，然而那“直道”也是“诗道”，是问心无愧的“诗魂”。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法官执法是毫不含糊地按律执法，诗人作诗也是毫不含糊地按律作诗。执法过程中要步步符合法律，须步步排除感性、情感、情绪诸多因素的干扰，使最后的结论在符合事实真相的基础上符合法律的规定，但“人性”即人的社会存在的所有属性，仍然是法律法规的最终依据。作诗的过程，虽然“诗兴”起于感性所引发的种种情感或情绪，但在寻求如何最恰当地表现诗人的情感或情绪、又符合诗律规定的过程中，仍然离不开缜密的逻辑思维即理性思考，同时，“人性”即人作为社会存在的所有属性，一定是诗律确定不移的根据。因此，法官执法和律诗诗人作诗，都是在符合“法”与“律”的规范中，寻求那份属于人性的“自由”。这也许就是法官与诗人统一在一个人身上的又一个因素。
在正式的日常工作中，他在“法律”中寻求自由；在业余生活中，他在“诗律”中追求自由。如果说“自由是对规律的把握”，而“美是自由的象征”，那么，这种生命历程将是一个不停地追寻美的过程。如果在两者之间必须做出选择，他应该选择做诗人：“翰墨人生兴味长，风情雅意纵飞扬。”（《法官诗文社蒙山笔会》）作诗，是他的自由意识在现实中才能得以实现的一种生命运动的形式，是心灵自足而温润的境界——安顿心灵的世界。尽管少不得处处要虑及避除“时讳”的雷池，但比起折狱过程中，时时受到来自上下左右的“掣肘”，在夹缝中寻找最佳平衡点而遭受的痛苦，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寓真的骨子里应该是更喜欢自己是一位纯粹的诗人。
请看他的自白：“曾耽文学如痴醉，一笑当时剑气狂。”（《病榻遣怀》）这是对少年的回忆，所谓“文学”，主要是阅读古代诗歌和他自己创作旧体诗的过程。“短志苦于充大理，余才乐得做诗翁。”（《秋感八首之一》）前一句是自谦，后一句是真话，但作诗恐怕不是做“大理”的余才，而是同一块文化土壤生成的大树之两枝并茂的参天枝干。“莫为新年怜我老，诗情不减自身康。”（《拙著史诗笔记将于新年出版》）从少年到白头，读诗、写诗是他毕生的最爱。如果说诗歌创作和阅读的审美活动，是一种生命的运动形式，那么，对于寓真而言，作诗和读诗简直就是他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方式和运动样态；只要心有所动、情有所牵、思有所获、行有所感，只要想把这些形诸语言，旧体诗的“诗语”就是他最需要和最适合的表达方式。“久别故乡思绪减，山河处处醉诗灵。”（《初旅温州》）在他的心中眼中，世界处处都是“诗料”，心灵时时荡漾着“诗情”。他要把自己丰富的经历都用旧体诗的形式表现出来：“阅历此生颇富有，徐徐收拾入诗章。”（《开会归来》）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一首无尽的长诗。
作诗并不是局外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灯昏昨夜乏文思，搜索枯肠枉睡迟。曙色号鸣声颤颤，秋云梦断绪丝丝。霜林微醉染红靥，冷月半眠弯翠眉。徐步花蹊理杂念，静观流水续残诗。”（《秋晓》）一首诗竟然想了一整夜，还没想出来！清晨，附近的军营号声唤醒，听那号声，似乎是“颤抖”的，因为没有做完的那首诗的“诗情”恍惚难续；看晓天的秋云是一丝一丝的，有如不合适的诗句不成片段。缓步花蹊，静观流水，还想把昨夜的“残诗”续完。但这苦思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首绝美的诗章！足见作诗之苦，乃是苦中有乐。
关于寓真的诗，可说的很多，评论家们也已经说了不少，但也还有未安、不全之处。比如说他的风格是“平淡”，其实也还有“壮丽”；说他的诗豪迈，其实也还有柔婉；说他的诗质朴，其实也还有华美；有时候像少陵的沉郁，有时候又像青莲的飘逸。他的风格是在变化中的，晚年的风格有异于早期，不可一言以蔽之。下面举寓真律诗中的一些例句，由对仗创新来看看他的文化修养和风格特征。
“晚霞渐尽江声暗，篝火初燃山影奇。”（《柳州春暮》）出句“晚霞渐尽”，怎么会是“江声暗”？声音可以“暗”吗？细一想，随着晚霞渐暗，江水的涛声仿佛也低沉下来；这种视觉和听觉的“互通”即所谓“通感”效果，用来形容此时的感受又是多么确切！况且声音既然可说“响亮”，为何不能说“哑暗”？对句用“山影奇”写“篝火”的光照，构成一个特有的环境，此作者联想、观察之妙也。
“窗畔苍青苦楝树，阶前零落凤凰花。”（《再回海南》）作者在海南备受气候不适和生活辛苦孤寂的折磨，回了一趟山西老家探亲，当他再一次回到海南的时候，用窗畔苦楝树的苍青来暗喻“艰苦”的无尽，用凤凰花的凋零来隐喻希望依然渺茫，当时正值动乱时期，可见作者剪裁生活环境之妙。
“父老精魂垂大野，圣贤哲理勒高山。”（《中年》）唐人有“天垂大野”句，这里说“父老精魂垂大野”，暗指自古以来数不尽的无名先人的精魂，如天穹、如日月，覆盖、护佑着无尽的后世子孙；而对句显然是化用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赞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勒高山”一语不能不让人钦佩，此作者善于改造旧语之妙也。
“吕梁春色卷云回，山里桃花蘸雨开。”（《春游》三首之一）“春色”居然能够“卷云回”，桃花不是被雨水滋润而绽放，却是主动地“蘸雨”而开。此作者将物人化之妙也。
“更登云月八千里，留驻春晖一百年。”（《春望》）这是改革开放之际，把远大的理想、豪迈的情怀用宏阔的景色概括出来，诗意直逼苏辛，遥接李杜，此作者心胸闳放、格调高迈之所致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古今，如果一个诗人没有自己独特而新奇的“造语”，恐怕难于跻身于第一流诗人之列。上举数例已能说明作者的独创手段，再举几个他后期作品中的对仗句：“灵感忽生新月树，吟鞭追到夕阳山。”（《春兴八首之三》）这是把作诗灵感生发的美感体验，写得活灵活现；又把作诗的苦吟过程，形象化到了极致。“参差树影流霜地，静谧云波挂月天。”（《丙申立冬》）写冬夜乃有如此清肃之美。“侵眉霜渐冷，耀目树初丹。”（《秋夕》）以秋夕眉霜暗喻迟暮，又这般鲜活。“饮罢二锅将酩酊，吟成八句足铿锵。”（冬咏八首之三）这是用数字的巧对。“笔快偶模金圣叹，讼平累救 玉堂春。”（《吾今届八十》）用人名作对，不但精工，而且在巧慧中含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听戏长嗟失空斩，作文曾慕鲁茅巴。”（《七十二初度》）用戏剧名与人名作对，又是一巧——这巧来自思维的开阔和联想的丰富。
此外，寓真诗中经常运用现代新词和口语，新词对仗如“射线”“方程”，“代数”“几何”，“加饭酒”“嫁衣裳”，“敲电脑”“打灯笼”，“黄金屋”“豆腐渣”，“就那样”“更如何”，“宁神离远汽车道，静耳关聋电话铃”……可以说，世界上有什么词语，他都可以找到与之作对的另外一个对应的词语。但是并不觉得俗，反而觉得出奇的新鲜。因为他往往用一些人们熟知词语的字面作对，而其真义却是另外的意思。杜甫诗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寻常”可对“七十”，因为古代“八尺曰寻，倍寻曰常”，是所谓暗对。寓真的一些巧对、暗对，显示了他学习前人而又善于联想，这也使我们深服于刘勰“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的论述。（李蹊）
作者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晋东南师专、太原师范学院兼山西大学国学院教授，《诗经》研究专家。本书选取寓真创作的旧体诗三百一十首，对每首诗的思想内涵和写作艺术作了深入浅出的评析。
【责任编辑 陈畅 实习生 翟培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