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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礼:爱祖国 爱上海 爱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 2020-04-02 09:21:39     来源: 文汇报

“智库之宝”

“1958年,我决定离开我的第二故乡西雅图,回到我的第一故乡上海,希望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今天来看,我从小就有的、以及回国时的为国为民服务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确实实现了毕生的夙愿。从参与开放浦东的决策开始,社会科学院被赋予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张仲礼也有了更能“大展拳脚”的舞台:他主持了多项咨询项目的研究,为上海在当时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开发提供智力支撑。

张仲礼特别注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国家重大战略上发出智库的声音,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决策咨询作用。有学者认为,虽然那个时候还不叫“智库”,但实际上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在这样做。

“智库之宝”,张仲礼也因此在上海社科院有了这样的美称。

【学术档案】

张仲礼(1920.4.10-2015.9.19),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1948年、1953年分别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1952年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1982年获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奖,2008年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第六至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副教授、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美国时期,用英文著有《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等;还有《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四卷本)、《沙逊集团在旧中国》、《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等30余部著作和编著在国内出版。

大师

“要有坐冷板凳的习惯”】

◆今天翻阅《中国绅士》的读者,很难不被其中旁征博引的史料所折服。对于该书的写作过程,张仲礼曾回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资料储备为他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如获至宝的他几乎天天都泡在那里,一本本翻阅摘抄。“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要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这成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爱逛菜场的“议案大王”】

◆20年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张仲礼提交了61个议案,8个是年度的“一号议案”,因此获得了“议案大王”的称号。他说,“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社会科学,这涉及到人的问题、民生问题、法治问题,需要不断推进它们的建设,人代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力。”他在80多岁高龄时还坚持自己上菜场买菜,实地调研民生问题。

“化作春泥更护花”】

◆2004年,张仲礼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奖金有5万元。生活节俭的他将全部奖励贡献出来,设立了“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用来奖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成长。那些在学术道路上曾获得过“张仲礼奖”的学者也如他所愿,大部分都成长为今天的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

《中国绅士》:用西方看得懂的方法,讲述中国故事

“他是真正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者。”这个“他”,就是张仲礼。2008年,他获得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最高荣誉“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也是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学者。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凭借着学术处女作《中国绅士》的开创性研究,就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

多年来,海外中国学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几乎没有不参考张仲礼的这部著作,其影响力之大,不可估量。为什么一部著作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国际影响?《中国绅士》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把经济史的研究和经济计量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这是用西方看得懂的方法和术语讲述中国故事,因而让中国学者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有了话语权和影响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道根进一步解析到,《中国绅士》专门研究儒生尤其是科举功名制度有成就的独特社会阶层,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这个社会阶层的作用及收入。虽中外学者很关注这个独特而重要的群体,有论著描述过中国绅士,但深入系统研究尚属空白,张先生乃深度开拓者和系统研究者。他查阅中国19世纪甚至整个清朝大量历史资料,包括官方文献、中国省、府、县志以及家谱和族谱并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众多著述,长期积累,潜心研究,综合比较,数年磨一剑,成其大作。“学习张仲礼先生,就要像他那样潜心治学。当代中国,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功底扎实、思想深刻、创新开拓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像张仲礼先生那样,聚焦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拒绝浮躁、专心致志、勇于创新,拿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他这样说。

历史学家王家范也认为,选择“绅士”作为研究对象是非常有智慧的。“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绅士是传统中国社会关键性的、枢纽性的社会阶层,这个群体能够联动上下、带动四周,无疑是研究‘社会运作’问题非常理想的研究对象。”但是,进行群体研究又是颇为需要勇气的,必须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把这个课题的重要资料全部梳理。在张仲礼那个时代,将数量分析应用于处理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史料还并不常见,因此,今天翻阅这本书的读者,很难不被其中旁征博引的史料所折服,研究中所用的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数据,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卷帙浩繁的地方史乘“进行细心钩沉和耙梳之上”。

对于《中国绅士》的写作过程,张仲礼曾回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当时丰富的资料储备为他的研究带来了便利条件,如获至宝的他,几乎天天都泡在那里,一本本翻阅摘抄。1952年,张仲礼荣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奖金,他得以用国家级学者的身份造访美国主要学术机构,获得了更丰富的馆藏史料。“做学术研究一定要能坐得下来,要认真、严谨,还要对国情、世情、史情都能了解。”这也成为他日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座右铭。

也正因为如此,这样一本研究对象新颖、资料翔实、方法先进的学术成果,自1955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反响——

“这些研究为19世纪中国绅士在社会中的地位勾勒出了一些大纲。”他的导师弗兰兹·迈克尔在该书导言中指出其作为“开山作”的历史地位。后来,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所附文献选读中也对这本书赞赏有加:“《中国绅士》是一本从有功名的人的意义来研究中国绅士的最透彻的统计研究著作。”《美国历史评论》更是称此书是“一本对中国近代制度史做出重大贡献的研究著作”。

在学术界一举成名,使张仲礼很快当上了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并成为中国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第一批四本有关中国问题的书《中国绅士》、《太平天国史》、《19世纪中国重要官员的奏稿提要》、《中国绅士的收入》,都出自他之手。到1958年底,38岁的他已经晋升为副教授,获得终身教职。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美国许多基金会开始大力赞助对中国的全方位调查研究,以培养为其服务的“中国通”。可以预见,张仲礼未来的学术前景会是多么的璀璨。

但也是在这一年,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国。

推动社科院的国际化,让上海研究走向世界

多年后,总有年轻人问张仲礼:“你在美国有名有利有地位,为什么还要回到中国?”而对于历经旧社会风霜、渴望祖国强盛的他来说,这个今天年轻人或许会难以理解的问题,是不难作出抉择和回答的。

“知识总是可以报效祖国”,这是他毕生的信念。他说,早年在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时,自己就已经立下了报国之志。中学是育才中学,大学是圣约翰大学,这些“都是与外国人合办的名校。在学校我学习外语,但没有忘记我是中国人。”1941年,毕业后的他满怀干劲地奔向社会,却发现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并不需要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整整五年,他同经济理论没有打过交道。恰好1946年夏,国民政府在上海举行了一场赴美留学生选拔考试,张仲礼参加了这场考试,“要是我能出洋留学,得个硕士、博士学位回来,或许我的经济专业就可以被用上了。”1947年初,他如愿乘上前往美国的货轮,来到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博士、留校任教……

但远在异乡的张仲礼,始终惦念着大洋彼岸的这头。祖国,新生了!为了解新中国的情况,他常常去图书馆翻阅经常报道祖国讯息的《华侨日报》。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他和夫人还给家里新添的两个孩子,取名为“国亮”和“国强”。1955年后,中美关系有所松动,张仲礼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详述了新中国的变化,以及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自此,他下定决心要回到祖国去。

1958年底,完成了在美国全部工作的张仲礼,不顾学校的劝阻,放弃终身教授的职位,卖掉刚刚分期付款购买的房子,只用了三天时间整理行装,按美方规定忍痛留下他辛勤搜集的全部史料,就和夫人带着三个孩子踏上了回国的路。当时,归国的人还是凤毛麟角。他在美国的同事、朋友疑惑不解,甚至连移民官也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回国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美国移民官将他们夫妇分开征询是否真的“自愿”回国,只要一方承认“不自愿”,就不放人。

回国后不久,张仲礼就加入了刚成立仅三个月的上海社科院。由于社科院的建院与他的回国几乎是前后脚,晚年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仿佛就是为了它才回来。在上海社科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中,张仲礼也从经济所研究员开始,一直做到副院长、院长,共同度过了“风雨同舟的半个世纪”。

最初,张仲礼被分配到的是史料整理工作,一开始进行无锡荣氏家族企业史料的研究,后来着手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档案的整理。面对一箱箱堆满灰尘的史料,整天的工作就是记录、查阅、再记录的无限反复,旁人看来很无聊的事情,张仲礼却说,要有坐冷板凳的习惯。当年与他共同参与史料整理工作的陈绛教授曾回忆,他还将自己在研究《中国绅士》时得到的经验与方法传授给同行,运用到当时的企业史料,提高效率,更加务实地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发展轨迹。

“文革”中,张仲礼比常人受到更大的冲击。即便这样,回来报效祖国的信念,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减少过。

1978年,张仲礼重新回到复建后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再次拿起《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史料》的案卷,上面已蒙上了厚厚的灰层,整整十年浪费了。但“惋惜是无济于事的。唯一的出路,是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当时的社科院提倡以集体的力量做资料工作。集体完成任务,不允许有出头者,但张仲礼丝毫不在乎名誉,通宵达旦地工作,很快,他们在“文革”前从事的《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等史料整理工作相继完成,并陆续出版。

1984年1月,张仲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1987年6月,升任院长。展望未来,他非常激动,这并不是源于他的个人野心,而是因为,这个新的职位,能够更好地实现他想为上海社科院的复兴竭力贡献的愿望——

他也的确为社科院注入了新的活力,让它发挥出了全部的学术潜力。担任院长后,他发动经济所和历史所的中青年骨干,组织了一支长期合作的研究团队,开展“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综合研究了上海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成果被业内一致评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单个城市研究的代表作。以上海为起点,他又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东南沿海城市,又进一步扩大到长江沿岸,先后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研究》《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这三本著作,被海内外学术界称为“中国城市研究三部曲”。“做研究就是要有团队精神”,他所开创的“跨所结合”的团队研究方式也就此成为社科院的传统。

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推动社科院的学术国际化,利用自己在国外的人脉与学术成就影响,当起了中外学者的“红娘”。他说,“年轻学者多到世界各地去接触比较好的学院,接触他们优秀的教授,面对面地听课,参与他们的学术讨论会,对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都有帮助。尤其是学习国外是如何研究问题的,学习他们探究问题的精神,从而加以借鉴,对年轻人进一步开展研究绝对有好处。”当时出国的条件有限,为了将更多的青年人送出国,张仲礼坚决不坐公务舱,“我每坐一次经济舱,等于是三个人可以出国。我要把这笔钱省下来,给我们的青年人去美国用。”

学术交流是双向的,在鼓励并派遣中国学者去国外交流的同时,张仲礼也着力邀请国外的大咖学者到中国来,实地考察中国,加强合作。在亚洲研究学会授予张仲礼“2008年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的表彰信中,除了提及他的中国绅士研究以及后来对上海外国企业的研究之外,还有以下一段话:“被任命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后,在他慷慨包容、充满激情和前瞻性的领导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外国学者敞开了大门,使上海研究的光辉从伯克利延续到了剑桥,从巴黎延续到了东京。”

在美国,他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在中国,他让上海走向了世界。

让社会科学在重大现实问题上发出智库的声音

“1958年,我决定离开我的第二故乡西雅图,回到我的第一故乡上海,希望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今天来看,我从小就有的、以及回国时的为国为民服务的愿望,已经实现了!”2008年,年事已高的张仲礼不便亲自前往领受“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在事先录制的答谢词里,他这样动情地说道。

他确实实现了毕生的夙愿。毕竟,对于从小就胸怀强国之志的张仲礼来说,他“注定是要创造历史,而不仅仅是研究历史”。

1984年,刚刚“新官上任”的张仲礼,接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分派的任务——接待前来上海考察经济发展的中央经济学家智囊团。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第一次提出要开发开放浦东的设想。他曾回忆,“当时,我们开了整整两天的研讨会,讨论很热情。当时浦东还是一片农田,我们坚持认为在此基础上新建一个中心要比在浦西改建好得多。"

也就是从参与开放浦东的决策开始,社会科学院被赋予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功能,其角色不仅仅是“大讨论”,而是直接为政府绘就发展草图了。这意味着张仲礼也有了更能“大展拳脚”的舞台:他主持了多项咨询项目的研究,为上海在当时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浦东开发提供智力支撑,如1994年的《浦东开发与上海贸易中心的重建》,1996年提出的《应及时制定“保税区管理法”》的“一号议案”,还为上海建设生态城市“疾呼”,提出举办世博会的设想……这些卓有远见的建议献策,毫无疑问,都融入在了上海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轨迹里。

“亚洲研究杰出贡献奖”的答谢词中,张仲礼还提及了自己从1983年到2003年作为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他心满意足地说,终于“实现了我年轻时报效国家的理想”。20年间,他提交了61个议案,其中有8个是年度的“一号议案”,他也因此获得了“议案大王”的称号。

回过头来看,当年张仲礼提出的那些议案,在今天有的已转化为法律载入在册,有的则成为公民普遍的社会意识,影响深远。但他也坦言,参政议政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最初,他也不过认为当选人大代表“是一种荣誉感”,直到1987年他第一次提交议案——那时,知识分子队伍人才老化的状况十分严重,其原因是职称评定周期的不确定。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张仲礼提交了《关于科学技术专业职务聘任经常化制度化的建议》,后被列为“一号议案”。提出后不久,有关部门就落实决定,以后专业职称评定每年都进行一次。这让他真正意识到,“当人大代表更是一种职责”。

20年间,无数次被问起当人大代表的感想,张仲礼总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研究的是人文社会科学,这涉及到人的问题、民生问题、法治问题,需要不断推进它们的建设,人代会有很好的机会来发挥他们的潜力。”正因为这样,人们也看到了他极为“接地气”的另一面:为了更好地了解民意,他在80多岁高龄时还坚持自己上菜场买菜,实地调研民生问题。

张仲礼特别注重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国家重大战略上发出智库的声音,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决策咨询作用。有学者认为,虽然那个时候还不叫“智库”,但实际上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在这样做,这为我们今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开辟了先风和先河。“智库之宝”,张仲礼也因此在上海社科院有了这样的美称。

即便是卸任院长职务后,张仲礼仍会坚持每周到社科院上班两天,亲自布置、讨论学术事宜。晚年,他牵挂最多的是人才的培养。谈到年轻学者的发展问题,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要求:“不能不费多大工夫,也不进行多少思考,就开始写东西。一定要扎扎实实地进行研究,并且一定要有创新精神,有新的资料、新的研究方法、新的思路,才能开始写。东抄西抄、匆匆忙忙,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写,就一定要写有生命力的著作。”

张道根认为,学习张仲礼先生,要像他那样实在做人。先生宅心仁厚,朴实无华,很关爱年轻人,对年轻科研人员宽容有加、厚爱有加、指引提携有加。他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上海社科院读博士学位期间和在经济所做研究期间,有机会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有机会多次同国际著名学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道学术交流,都靠张仲礼先生支持、帮助和安排。

在提携后辈上,张仲礼还做了一件令所有人感动的事情。2004年,因“19世纪中国社会绅士阶层的原创性研究及学术成果的国际声誉”,张仲礼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奖金有5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生活节俭的他却将全部奖励贡献出来,在院领导、全院职工和部分院外人士的支持捐助下,设立了“张仲礼学术奖励基金”,用来奖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促进科研后备力量的成长。那些在学术道路上曾获得过“张仲礼奖”的学者也如他所愿,大部分都成长为今天的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

每年的社科院研究生开学典礼,张仲礼都会被邀请去为新生讲话。每年,他都会勉励师生,“热爱祖国、热爱上海、热爱社会科学事业。”在这“三爱”里,包含了他全部的人生选择,而他对后辈和未来中国社科事业的期许,也完全凝结在这句朴素的格言中了。

■本报记者 陈瑜

 

 

【责任编辑  杨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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